股票办理开户那两位从哈瓦那飞赴北京的古共政治局委员

1964年10月18日，星期日，黄昏时分，我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即将结束办公室的工作，此时，使馆接待员急匆匆地通知他，卡斯特罗同志及一位古共中央的书记已经经由正门步入我国大使馆。

王大使迅速指示厨师着手准备晚餐。待他急步踏入会客室，却发现卡斯特罗先生早已等候多时。卡斯特罗先生对王大使说道：“今日恰逢星期天，我想品尝一顿中式佳肴。”

卡斯特罗

自1960年年底中古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64年年底，卡斯特罗兄弟、格瓦拉等古巴高层领导人，常将我国大使馆视为他们的私人餐厅，频繁造访而不邀自至。尽管哈瓦那的中国城曾拥有众多美食餐馆，但古巴革命后的国有化政策及食品配给制度迅速导致这些餐馆纷纷关闭。为了满足这些贵宾品尝地道中餐的愿望，我国特意从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与黑龙江饭店挑选了两名技艺精湛的厨师，派往哈瓦那。

这些饭局有时从傍晚延续到深夜甚至黎明。卡斯特罗在游击生涯中养成了昼伏夜出的习惯，他常常把这些饭局变成自己长篇大论的场合。但1964年10月那天他的造访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三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政变赶下台；两天前，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卡斯特罗首先向中国人祝贺，说中国有了原子弹，世界革命的力量更强大了。然后他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他是中国和苏联不和的根源，现在他走了，中国和苏联没有理由再进行论战，而是应该和好，共同对付美国。他明确告诉中国大使：请把我的意见转告你们的领导人。

中苏1963年开始正式论战后，夹在中间的古巴日子很不好过。卡斯特罗既要苏联的援助，也要中国的大米，此外他还有世界革命的通盘打算。所以他抓住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原子弹这个天赐良机，向中国领导人昭示国际共运的大义。

卡斯特罗着手开展一系列举措，旨在促使中苏结束冷战，以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现大团结，共同对抗美国。然而，他未能意识到，在某些层面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实际上比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更为棘手。他的努力并未带来预期的成果，反而加速了该阵营的分裂进程。其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北京与哈瓦那的公开决裂，以及格瓦拉被迫离去的境遇。

毛泽东面斥拉美共产党代表团

中国领导人收到了来自古巴大使馆的通告，然而并未作出回应。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了一场拉美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一方面呼吁国际共产党阵营迅速终止相互间的争论，另一方面则对拉美共产党阵营内部的一切派别行为提出了谴责，无论这些行为以何种名义进行。在这两项要求中，第一项显然是指向中苏之间的争论，而第二项则是直接针对中国在拉美共产党及左翼阵营中寻求支持者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行为。

会议结束后，卡斯特罗迅速召集了一个由九个拉丁美洲共产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该团由古共书记罗德里格兹率领，肩负使命前往莫斯科与北京进行外交斡旋。在1964年12月，代表团抵达北京，并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然而，中国方面并未对外公布此次会晤。据近年来的有限披露资料，代表团此行并未取得实质成果，罗德里格兹因此深感失望。但一份来自与会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的消息透露，代表团在与毛泽东会面期间，双方曾发生言语上的争执。

会面中，毛泽东对古巴党的立场非常不满。他说古巴党害怕帝国主义和核武器这两个妖魔，它对这两个妖魔的恐惧导致了它对第三个妖魔的妥协，这第三个妖魔就是苏联修正主义。毛泽东这里明显指的是古巴导弹危机。当时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试图打断毛的话，毛震怒了，说：“我代表六亿五千万人讲话，你才代表多少?”

格瓦拉

在拉美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华受挫之后，1965年2月2日至9日，格瓦拉意外地来到了中国。彼时，他正身处北非进行访问，并参与了在阿尔及利亚举办的亚非国家经济会议。格瓦拉应卡斯特罗的请求，中断了原定行程，急速飞往北京。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两位从哈瓦那赶来的古共政治局委员。这次格瓦拉的访华，标志着卡斯特罗在寻求中苏和解过程中，所做最后的一次尝试。

卡斯特罗之所以挑选了格瓦拉，是基于他坚信中国人对格瓦拉的青睐。然而，对于格瓦拉而言，这却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使命。回到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交锋中，格瓦拉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坚信中国的公社制度及对革命精神的强调正是共产主义的体现，并将赫鲁晓夫视为修正主义者。他甚至追溯到列宁，指责苏联走向修正主义的根源始于列宁，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在参加的亚非经济会议上，他对苏联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加的账单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与资本主义并无二致。

自革命爆发两年后，古巴的经济状况急剧下滑。受苏联经济改革波及，党内亦展开了关于经济问题的激烈辩论，议题集中在是否应允许市场调节、企业自主权以及按劳分配等问题的适度存在。卡斯特罗时期的国家银行行长兼工业部长格瓦拉，作为极左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力主通过义务劳动和军事化手段来捍卫革命的纯粹性。

古巴糖，回忆之物。

1960年11月，格瓦拉曾莅临我国，有幸与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人会面。此次访问对古巴而言，成果斐然。当时我国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却毅然承诺每年以大米换取至少五十万吨古巴糖，更慷慨地答应在五年内向古巴提供6000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周恩来曾向古巴方面表示，若到期无法偿还，可以无限期推迟。格瓦拉在古巴对此赞不绝口，认为这等同于是免除偿还，这正是共产主义的真谛。

但1965年2月格瓦拉对中国的访问却是在阴影下度过的。要他说服中国和苏联和好，这本来就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中方也清楚他的任务，所以这次他没有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见了他。历史的吊诡是：两年后，当他因发动拉美革命而兵败被俘死于玻利维亚时，刘和邓在中国已经被当作是走资派甚至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据参加接待的中联部干部回忆，格瓦拉那次在华期间面容始终严肃，拒绝了中方安排的外出参观，好像就是在等访问走过场。

格瓦拉会中国大使前夕

格瓦拉的那次访华及其使命的挫败，与他此后不久在古巴政坛的淡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他坚定的亲华反苏立场早已使其成为苏联与古巴关系中的障碍，这一点，他自己心中自是明了。那两位从哈瓦那飞赴北京的古共政治局委员，实则肩负着监视他与中国方面会谈的重任。格瓦拉在中国的逗留，共计七天，本是为了等待前往北越的访问——这一行程原本已安排妥当——然而，胡志明突然造访北越使馆，以安全为由，取消了格瓦拉的访问计划。这一事件亦反映出，在中苏关系分裂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这位敏感人物所持的矛盾态度。

卡斯特罗虽有意促成中苏联姻，然苏联在经济与军事实力上远胜于我国，若迫于无奈需在二者间择一，则苏联无疑是首选。为规避此类尴尬局面，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我国方面非但未领其情，反而对此撮合之举置若罔闻，这令他自诩的拉美革命领袖自尊心遭受重创。与此同时，苏联方面的压力亦日益加剧，尤其在格瓦拉问题上，苏联无法容忍古巴一边接受大量援助与军事庇护，一边却纵容其领导人对苏联进行公开抨击。此外，古巴党内在中苏分裂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也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

在执行对华使命受挫后，格瓦拉返回哈瓦那，隐秘地度过了数月，随后淡出公众视线。直到两年多后，他在玻利维亚的战斗中失利并遇害，他的名字才再次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格瓦拉被迫离开的原因以及这一行动与古巴在中苏分歧中的地位有何关联，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录可能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历史线索。

王幼平大使

王大使回忆道，自1964年6月至1965年3月，他在不同场合共九次遇见了格瓦拉。其中，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5年3月26日，当时格瓦拉以工业部长的身份接待了来访的中国纺织代表团，而王大使则作为大使随行陪同。格瓦拉仅与代表团进行了简短的象征性交流，却特意将中国大使留下，于其办公室内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此举颇显非同寻常。王大使指出，根据种种迹象分析，当时格瓦拉在古巴领导层中的处境已相当艰难，然而，他却从未向中国外交官透露过任何内部信息。在那次最后的会见中，他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予以赞誉，并未涉及政治话题。最后，他向王大使透露，自己即将前往古巴东部地区，可能暂时隐匿行踪。

数载光阴流转，王大使感慨万千，方才领悟到，那天格瓦拉实际上是在自身处境颇为艰难之际，巧妙地选了一个不易引人猜疑的时刻，与中国大使秘密会面，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向其及中国人民悄然告别。身为我国大使，他成为了格瓦拉亲自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国使节，这一幕，无疑是格瓦拉精心设计的。

卡斯特罗与中国摊牌

在格瓦拉与中国大使会晤的十余日前，即3月13日，卡斯特罗于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日上，首次就中国问题发表批评，尽管并未直接提及国名。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交往充斥着“拜占庭式的纷争”——即无中生有、夸大其词的争执。他揭露了某些势力在古巴散布其国家的宣传资料，试图挑拨离间，煽动分裂。他所指的正是中国向古巴的党政干部寄送有关中苏论战宣传材料的行为。卡斯特罗强调，古巴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持有独特的见解，决不接受任何外来观点。苏联《真理报》迅速转载了卡斯特罗的讲话。紧接着，劳尔·卡斯特罗在公开场合对认为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这显然是对中国的指涉。

中古关系自此急剧恶化。9月15日，正当我国大使归国向中央汇报工作，意图向领导层提出改善中古关系的建议之际，卡斯特罗与古巴总统多铁戈斯却突然接见了我国驻古大使馆人员。他们表情严肃，将我国寄送至古巴党政干部家庭的宣传资料一一陈列于桌面上。卡斯特罗指出，我国方面无视古巴的多次严正警告，持续在古巴境内传播自己的立场，挑拨古巴党内团结，这种行径比美帝国主义的恶劣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卡斯特罗把中国和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这当然是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但中方并没有把这场争论公开。毛泽东当时就中古关系有过这么三点指示：第一是首先，“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即苏联才是争执的焦点，古巴尚不在其列。其次，“死马当作活马医”，意在尽可能挽回局势。最后，若古巴方面选择不公开争议，我国也将保持沉默。

在那年的11月，中古两国开启了来年经贸往来的洽谈。大米历来是中方对古巴提供的主要物资之一。古巴方面提出，希望中方能够出口25万吨大米。以往，中方总是乐于满足这一需求，然而这一次，鉴于国内经济面临的困境，中方表示这一数量难以确保。因此，在谈及这一问题之时，双方的会谈陷入了僵局，尽管讨论了一个多月，但仍无实质性进展。这一事件在中古关系史上被称作“大米事件”。

正当中古双边经贸磋商持续推进之际，1966年1月2日，正值古巴革命胜利纪念日，卡斯特罗在一场群众集会上公开发表了对中国的批评。他展示了一批刚刚从苏联获得的坦克与战斗机，宣称古巴革命面临的新敌人不仅包括美帝国主义及其逃至迈阿密的“败类”，更有中国因削减大米出口而向古巴施压，此举被视为对美国对古巴封锁的附和。进入2月，6日，卡斯特罗在另一次群众集会上，进一步揭露了中国在古巴散布宣传资料、接触政府与党派干部的行为，指责中国干涉古巴内政，激化党内纷争。

中国对卡斯特罗的公开批评作出回应，起初由外贸部发言人发表声明，随后《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中国表示，尽管一直努力满足古巴的需求，但从未同意按照古巴的要求提供大米。古巴的经济困境并非源于中国。实际上，中国早已向古巴提出过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建议，但古巴未能接受，坚持效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工”模式，以蔗糖换取大米，至今未能改变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至于中国向古巴散发宣传材料一事，《人民日报》质问，古巴领导人为何对自己的民众如此缺乏信任？